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胜利进军的形势下，1949年1月18日，孙科内阁决定南迁广州，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了各国驻华使馆，建议他们随同迁往广州。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不赞成政府南迁，但孙科还是固执己见，于1月26日正式决定行政院南迁广州，并于2月5日开始在广州正式办公。
在国民党政府出现总统府与行政院“府院之争”的情况下，欧美各国驻华使馆都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不但拒绝随孙科内阁一道南迁广州，而且一直留到南京解放以后都迟迟不肯离去。与此相反，苏联却明确指示其驻华使馆遵从国民党政府孙科内阁的建议，随之移驻广州。随后，苏联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在大使罗申的带领下，于2月2日先行抵达广州。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直到1949年5月30日苏联大使馆才撤离广州，但仍没有彻底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随孙科内阁南下广州更是感到难以理解。恰在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指派密访西柏坡，负责听取并同中共领导人商讨中国革命问题。1949年2月1日，周恩来在同米高扬会谈时趁机提出了这一颇为敏感的问题，请米高扬作出解释。当时，米高扬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至于处于同样情况下的美英大使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而苏联大使此举怎样有助于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米高扬没有作任何说明。
当年此事当事人之一的列多夫斯基在时隔40多年后，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当时“苏联政府是从对内战结束阶段在中国以及围绕中国形成的局势的考虑出发的。局势是复杂的、戏剧性的。美国和西方进行宣传，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莫斯科一手导演的’，还试图由联合国通过谴责苏联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决议，并建议联合国各成员国不要承认中国的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断绝与中国合法政府的联系无异于为这场运动‘火上浇油’。何况蒋介石政府可能宣布废除1945年8月14日的苏中条约，指责苏联违约，而美英两国则会宣布废除雅尔塔协定，作为对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人的报复。当时存在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的严重危险，美国相当有影响的人士曾主张这样做并按照一项切实的计划做了准备。随着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边，武装干涉的危险日益增大。外交团在南京的存在会被利用来策划挑衅，以便在‘保卫本国公民’的借口下进行军事干涉，帝国主义列强过去在中国曾不止一次这样做过。莫斯科曾认为，苏联大使离开南京会促使其他大使馆也这样做，但这样的事并未发生。”列多夫斯基的“解释”认为，苏联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给美国提供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借口”，这显然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连美国大使自己都留在南京不走而怎么会以苏联大使滞留南京为“借口”去干涉中国革命呢？
对于苏联人的真实目的后来猜测很多。
有一种观点认为“罗申大使随迁广州，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半信半疑，对美国武装干涉考虑过多，并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脚踩两只船”。1949年4月，罗申对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许多学者根据苏联的言行认为，当时苏联不相信中共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控制全国；即使能够取得胜利，也担心会“是铁托式的胜利”，甚至会破坏“雅尔塔格局”，打破远东力量的平衡，从而引起美国出兵，导致苏联的卷入。这种观点尚缺乏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佐证。因此我们还不能简单地断定这就是苏联大使南下广州的真正原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大使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有些消息证明，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在与苏联谈判在新疆共同建设几个工业项目，斯大林想在新中国成立前使之成为事实，不论国民党胜败都能从中谋取利益。”特别是在新疆地区，苏联同国民党政府围绕航空问题、贸易问题及开采有色稀有金属、石油等矿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到1949年5月底，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首先签订了《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延长期为5年。此后，苏联仍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频繁交涉，努力争取签订《中苏贸易与经济合作之协定》。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府已无暇顾及此事，遂在8月份决定终止同苏联关于新疆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紧接着，9月27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反中苏条约案，致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罗申南下广州主要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的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堂堂一国政府为此区区小利而在外交上采取如此行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苏联大使南迁已经够让人费解了，然而，更让人费解的是美国大使固执地留在已经被解放军占领的南京。
当1949年到来的时候，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经不可阻挡了。1月21日，蒋介石迫于军事失败和各方面的政治压力，指定副总统李宗仁为代理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便成了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的聚会中心。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聚集在那里商议各种方案，指望能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并通过他说服美国政府。司徒雷登因而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许多想法。但就支持李宗仁政府来说，需要解决两大问题：防止蒋介石东山再起；同时说服美国国务院援助李宗仁政府。
这两件事司徒雷登都未做到。首先，蒋介石虽然引退，但仍在继续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蒋的理由是，他是国民党总裁，依此身份，李宗仁仍需像部属一样服从他。司徒雷登和其他心怀不满的国民党领导人，尤其是已决定拥护李宗仁的那些人，对蒋继续行使权力问题，都找不出解决办法。其次，1949年3、4月间，司徒雷登曾数次呼吁美国国务院支持李宗仁政府，并列举李上台以来的各种成就，强调李能够将他所控制的地域发展成为“远东一支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但美国国务院却无动于衷，还拒绝了中国所要求的贷款，打消了中国动用1948年援华法案援款余额的念头。
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4天之后占领南京。李宗仁政府逃往广州。司徒雷登从此失去了支持李宗仁政府的任何基础，因为不能再指望国民党还能够抵御共军席卷大陆的攻势。
在这种令人失望的形势下，司徒雷登开始采用另一手策略：谋求同中共和解。司徒雷登认为，“如果容许他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接触，讨论中共同美国之间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许双方能达到相互谅解并建立起良好关系，这样也许能反过来软化中国共产主义的极端主张。”
于是，司徒雷登在3月10日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充满热情的电报，请求批准此事。他说，他不仅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而且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以一贯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促进美中关系而闻名的人”，他想以这两种身份同中共领导人接触。他详细列出了同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要点。他说，他准备告诉共产党人，美国对中国人民友好并提供援助已有很长的历史。其最近的例子，就是杜鲁门总统在1945和1946年的对华声明，还有马歇尔使华。马歇尔调处虽然失败，但其本意是值得称道的。他还将告诉共产党人，美国政府虽然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任何形式的政府，但仍然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主义的一种比较巧妙而凶恶的表现形式，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后阶段，这种统治早已过时了”。而且，在中国建立这种制度，将导致继续不断的反抗和动乱，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因此，美国感到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表示说：“我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学生生活幸福的深切关注，以及我对真正民主和进步的政治纲领的重视，促使我作这最后一次努力来为我所热爱的一个国家效力。”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保证，他不会以最后通牒或威胁的方式讲话，而是要友好地倾诉相互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司徒雷登提出，如果中共表示赞同，美国就应采取建立这种关系的具体步骤，否则，美国最好还是准备采取别的方针来对付中国的共产主义。司徒雷登在电报末尾承认，想象他能够促使共产党政府的大调整，也许是“天真的幻想”，但是，让目前同共产党人的对抗继续下去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此，同共产党人拉拉关系的办法还是值得一试的。
艾奇逊1949年1月任国务卿后对司徒雷登的来电很少答复，这次却发了复电。他同意司徒雷登去接近中共，但有若干保留。第一，他认为，中共如果表示拒绝，就会把司徒雷登那番话看作美国以报复相威胁。第二，艾奇逊不同意司徒雷登的这一想法：美国用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艾奇逊告诉司徒雷登，鉴于目前中国的局势，“不能设想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候会全力以赴地对中国实施一项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因此，艾奇逊要求司徒雷登降低调门，只告诉共产党领导人，如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因中国的事态发展而受到威胁，“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研究中国的形势，以便采取一种最能维护美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的方针”。
显然，司徒雷登不能认同艾奇逊复电所谈到的各项内容，他感到如果按照艾奇逊的意见去办，收不到恫吓的效果，而这正是司徒雷登的意图所在。如果光有大话而无强有力的行动作为后盾，这种话最好不说。因此，司徒雷登决定暂缓北上，试图同中共接触的第一次尝试尚未开始就告吹了。直到5月间，他才再一次谋求同中共达成和解。
还在1948年12月，美国国务院曾指示司徒雷登，一旦解放军进占南京，国民政府外逃，在局势得到澄清以前，他和大使馆要继续留在那里。1949年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重申此决定，但未具体说明在解放军接收南京后，他应在那里呆多久。4月间眼看解放军就要进城了，美国国务院才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应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稳固地建立了政权为止，届时再回美国磋商。初期应留下来同共产党当局建立联系，从而收集情报，并保护美国在华侨民和领事馆。司徒雷登非常乐于接受这个决定，因为这样他可以有一段时间为促进美国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和解而进行一次尝试。
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广州外，美国和多数国家的使节均留在南京。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为他提供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去接近共产党以进行直接对话。而恰在这个时候，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被任命为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而司徒雷登获悉，派黄华到南京是共产党专门为了同他建立联系的。不管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从初步试探性的接触看，黄华的确愿意会见司徒雷登，并与他讨论中共同美国之间的各种问题。于是，从5月至8月初司徒雷登最后离开，黄华和司徒雷登及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进行了数次谈话。
两人5月13日的首次会见是亲切的。司徒雷登借此机会讲出了他在3月10日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的想法，只是未提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司徒雷登特别强调，他快要退休了（当时已73岁），他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黄华没有唱这类高调，而是表示共产党希望美国承认其政府。黄华还表示，中国需要同外国建立商业和其他关系。司徒雷登列出了几条标准，并说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承认共产党中国。一条是中国必须尊重条约（他并未说明是指国际条约还是指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或者两者都包括在内）。另一条是共产党政府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不实现这些条件，美国及其他国家只能等一等。
6月6日，他们进行第二次会谈，气氛比较紧张。黄华的主要意见是，他的政府切望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已经丧尽人心的国民党政府。黄重申，中国希望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司徒雷登的回答基本上和以前相同。为了在承认问题上加以推动，司徒雷登向黄指出，共产党应把外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看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态发展。司徒雷登再次强调，他和美国对中共奉行通过暴力进行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表示担心，并解释说，这种担心在美国决定对中共的态度方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司徒雷登同黄华的最后一次会谈最为重要，给后来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带来严重后果。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前曾在燕京大学任校长数十年，他后来每年6月去北京过生日（6月24日），并参加燕京大学的毕业典礼，这在当时已成为惯例。6月初，他的秘书傅泾波偶然向黄华谈到，司徒雷登希望进行每年一次的访问。6月18日，黄华问傅泾波，司徒雷登是否仍有此打算。6月28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的时候，谈到他已经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说他们欢迎他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去北京。实际上，司徒雷登早已从一位刚从北京回来的外国友人那里获悉这一口信的要点，但他在美国国务院明确批准以前不能决定该怎么办。因此，当黄华告诉他这个口信时，他只能够说，回燕京大学固然令人高兴，但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他那样一个“高龄体弱的人”来说，坐火车旅行也太吃力了。黄华接着说，行程不到三天，铁路上将为他提供一切方便。黄华又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坚持坐自己的飞机，那也可以安排。在谈话结束时，司徒雷登仍没有就此行作出明确的承诺。
而从后来公布的司徒雷登日记上可以看出，他早已为此行提前作了准备。例如，他曾通知在北京的朋友们说他可能去北京。他从未将提前准备之事告诉美国国务院，可能是担心美国国务院不同意。现在他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正式欢迎，想应邀前往，但需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
司徒雷登在黄华通知他两天后向美国国务院作报告，首先就拟议中的北京之行当时的进展情况作了一个简要介绍（仍未提及他曾预作准备），然后分析了此行的利弊。他认为，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明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提出美国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这样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人士和反苏人士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司徒雷登也指出，还要考虑到一些消极后果。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美国的盟国可能感到美国率先破坏了对付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此行会提高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威望。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并会激怒中共。司徒雷登最后强调说，毛泽东、周恩来、黄华都“非常希望”他能成行，并且在等待答复，因此希望国务院尽早作出指示。
美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反应，但是有点消极。主要是担心美国国内反对，尤其是担心政府内部共和党的批评。因此提出，司徒雷登访问北京之前必须先飞往沈阳，安排被软禁了半年多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离华，并同机接回安格斯·瓦尔德总领事及其夫人。美国方面表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在亚洲保住面子，并可以在美国公众眼里成为进行这次访问的一个理由”。但是，政策设计委员会中国助理约翰·戴维斯认为，这样做“很可能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并会破坏司徒雷登北京之行的整个意图。最后，根据艾奇逊的意见，将整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结果是司徒雷登不能去，主要是因为国内可能产生不利的反应。司徒雷登于7月1日接到这个通知。
司徒雷登本人对此决定有何反应，无案可查。他曾为此行预作准备，他自然想再去探望一下他所热爱的燕京大学，据此判断，他一定感到有些失望。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忠于职守的政府官员，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再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当司徒雷登想去北京而未成行，并不意味着他试图同新政权达成某种谅解的努力就此告终。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他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同新政权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司徒雷登得悉，陈铭枢将于6月中旬去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便于5月下旬和6月初同他联系，要他协助向中共领导人转达若干信息。为此，陈铭枢应司徒雷登之邀于6月10日去南京。司徒雷登要陈铭枢向共产党领导人转达五点意见，陈铭枢表示同意。其内容可归纳如下：
（一）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二）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三）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美中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四）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五）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然而，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司徒雷登）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司徒雷登对此事是很认真的。他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四份很长的文件，由陈铭枢转交中共领导人，以便有助于他们决定对美国的政策。这些文件将中苏条约同中美条约加以对比，谈到中美贸易，并简要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提出这些文件多少是为了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多么有利和重要。
6月23日，陈铭枢电告司徒雷登，任务进行顺利。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他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
这次重要的会晤终于在7月9日实现了。次日，陈铭枢交给司徒雷登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据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北京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而写成的。陈铭枢进一步称，他的“见解”是与毛泽东的政治经济思想相一致的，将这些意见提供给司徒雷登，是为了协助他“正确地判断”中共的“使命”，以及毛泽东最近几次讲话和几篇文章的精神。
备忘录谈到许多问题，但在中共对外同共产党世界和民主世界的关系上，主要讲两个问题：毛泽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贡献；中共对外关系的总概念。
在谈到毛泽东对世界共产主义的贡献时，陈铭枢指出，毛泽东证实通过“从农村推进到城市”来进行革命是可行的，从而对共产主义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把毛主义的这个方面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说甚至斯大林也要求他的同志们研究中共在革命战略上的“杰出发现”。陈认为中共在革命上的成功经验，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关于中共的对外关系总概念，陈铭枢首先对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提出的“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一边的说法作了澄清。这篇文章是为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而写的。陈说，“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依靠别人”，而“完全”是属于中共的一条“政治路线”（换言之，它是中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独立作出的政治决策）。然后，他对所谓“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微妙的区分，并希望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在判断中国今后的行动时注意这种区别。他指出，一些国家因有共同的民族立场而可以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终于同盟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就是证明。但三个同盟国在政治路线上走不到一起。陈又举出华莱士同杜鲁门总统的分歧作为另一个例证。这两个人因具有爱国主义，而在共同的民族立场上联合起来，但在政治路线上互有区别。陈进一步强调，中共的政治路线“总是明确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政治上必须严格，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至于那两个附件，总的说来，第一个附件包含了几位中共领导人对司徒雷登的共同答复，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的个人答复。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给了司徒雷登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特别信息。他们称道司徒雷登曾被日本人拘留4年之久（1941～1945年在北京），还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关于今后的中美关系，他们对他寄以“非常重大的希望”。他们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地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也自然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他们指出，这种关系的建立主要靠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以后的努力。
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希望在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这种关系。他的原话是：“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在这个附件中，也谈到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说明中国“一边倒”的那篇文章。附件解释说，那篇文章“自然是说给党内听的，不能纯粹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解释似乎是说，毛泽东的文章并非打算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他决定完全倒向苏联，而是写给党内看的，因此美国不应过于大惊小怪。对这个解释这里还需要提醒一句，附件并未说明是谁作的解释，因而作解释的人可能是中共领导人，也可能是陈铭枢自己。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个人对司徒雷登送来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指出，过去美国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才是“重大的”。周没有列举美国在“小的事情”上的援助，而列出了几项“重大的”苏联援助：苏联是第一个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承认中国革命；中日战争期间给中国以物质援助；尊重对中国承担的条约义务。另一方面，周谴责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三十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又援助蒋介石。
对于司徒雷登，周恩来再次赞扬了司徒雷登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但他又深信，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周恩来驳斥了司徒雷登所谓美中贸易对中国更为有利的说法。周恩来引证了两国在1937年与1947年两年内的一些贸易数字来证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发表这些评论之后，周恩来表示，司徒雷登倘若想以私人身份来北京，也许“能够会见一个居于负责地位的人”。
然而，司徒雷登在收到上述信息后，表示不能接受新政权领导人的立场和观点，那些文件使他感到“沮丧”，其中“并未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方针，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
司徒雷登北京之行未能获准，又从陈铭枢那里收到虽属重要但“令人泄气”的报告，这时他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无法填平美国同中共之间的鸿沟，也不应再拖延回国的日期了。但是他要离开中国却成了一个难题，引起了使美国政府感到恼火和屈辱的外交事件。
司徒雷登一行原定7月18日离华，但当申请出境许可时，突然遇到困难。南京中共当局要求，为取得出境许可，司徒雷登需要有“某个朋友担保”，同行其他人需要有“铺保”（由当地商号担保离华外国人无债务，未欠税，无未了的民事与刑事纠纷，等等）。这是在司徒雷登临行前数日发生的事。他遂即电告美国国务院，请求指示如何处理。美国国务院的反应很强烈，指示司徒雷登抗议中共当局违反国际惯例和外交豁免的原则。
经过两个多星期才打开僵局，最后采取了折中的解决办法。司徒雷登免除“某个朋友的担保”，并可携带行李和公私邮件离华而不受检查。但同行其他人，仍需要大使馆留下的某个工作人员在出境表格上为其签字作保。司徒雷登一行最后于8月2日离华。司徒雷登谋求同中共和解的努力，以离华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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